「通过选拔的学生，进入更高一级的学府。比如国子监，或者将来专门设立的实学书院再进行专业化的学习。
这个时候，才开始分科：擅长算学的，深入钻研算学；对农学有兴趣的，专攻农学；
动手能力强的，去学工程营造。」
「到了这个阶段，才算是真正的分科教育。而在基础阶段，所有的学科，都是混在一起学的。」
吴哗这个理念，其实并不难懂，可对於张邦昌等人，却犹如醒醐灌顶一般。不是古人蠢，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下，每个人对教育的理解是不同的。
伎术官制度的选择，对於张邦昌这些人而言，其实私底下也以为，无非就是找个工匠官员而已。
说白了，是古人对於科学的探索和求知，被制度压制住了。
虽然也有一些天才一般的人物，总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属於华夏人的科学巨着。
可对於科学本身，形成一个体系的教育系统，并没有帮助。
宋人对於伎术官的选拔，也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阶段，既然皇帝说需要一批什麽人才。
那就专门培养这些人才好了。
这种培养，是培养技工的培养，这体现不出伎术官和老吏的差别。
如果只是做到这种程度的话，伎术官制度绝对不会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制度。
吴哗要的，不是工匠一般的伎术官，而是真正能将理工科当成一种知识传承，可以从理论上指导生产的学科。
一来，打破技术父子相承，秘不外宣的传统。
二来，也让实学，真真正正成为一门可以依靠的学科。
知识是相互影响的，相互交叉的。
而每个学科在一开始的时候，其中的知识并不需要专门去学习，构建一个对世界的基本认知的世界观，将多种学科融合起来。
逐渐深入，等到发现自己在兼学这条路上走不下去了。
才去走一条自己喜欢，或者觉得需要深入研究的道路。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吴晔给他们的建议是，编撰一卷，或者一套教材，都一起教。
其中，经义，算学是必学。
经义算是後世的语文，，也是为了堵住其他科举进士悠悠众口的东西。
而算学，是所有理工科的基础，自然一定是必学。
而其他的简单的学科的常识，完全可以混杂成一个综合，或者其他什麽的学科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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