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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杨荣每天按时到翰林院，翻阅前朝实录和宣德年间的邸报抄本，把涉及边防的部分逐一摘录，按年份编入底稿。
他偶尔会在值房里跟同僚讨论几句旧事，但不再主动提及北境的军务。
有人私下问他关于那封信的事，他只说了一句：“我写给脱欢的那句话，是想让他以为大明有意和谈，好让他在宽河之战前放松戒备。信没有送出去，也没有被采用。别的，我不多说了。”
那人没有再追问。
程壑川后来在整理旧档时翻到一份宽河之战前的军情简报，上面注明了“杨荣曾献诈降策，未被采纳”几个字。
简报的末尾没有署名，也没有写明是谁批的。
他把那份简报合上，放回书架中层，没有做额外标注。
不久后，王振被正式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旨意从内廷发出那天，程壑川正在都察院值房里批阅一份关于秋粮调运的公文。
周垣进来跟他说了一句“王振升了秉笔”，程壑川搁下笔，把手边那页公文合上，叹了口气，没有接话。
周垣也没有再往下说，站了一会儿便出去了。
程壑川把公文翻回原页继续批阅，笔迹没有断，也没有再停下来。
王振升任秉笔后，搬进了司礼监东侧的独立值房。
值房不大，靠墙摆着一排旧档架，架上堆着近年来的内廷收发文书和旧年奏报的抄本。
王振搬进去的第三天，一个姓刘的老太监被派来打扫值房。
他六十多岁，在司礼监待了二十多年，平日负责整理旧档和值房洒扫，手脚利落，不多话。
那天下午他挪开值房南墙根下一只旧书箱时，发现墙板上有一块木板边缘的颜色比周围的深一些，接缝处有一条极细的暗痕。
他用手指沿着暗痕摸了一圈，摸到内侧有一个可以按压的位置，按了一下，木板向内弹开了一道缝，露出一个暗格。
暗格不大，里面搁着一本薄册子，封皮是深蓝色的粗布，没有题签。
刘太监把册子取出来，翻开第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杨士奇，长子杨稷，曾于宣德四年私贩盐引三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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