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在统一海西‘女’真的攻势中，乌拉元气大伤,哈达、辉发又相继灭亡,形势对建州颇为有利,即将灭亡乌拉；建州‘女’真的实力已经远超东北‘女’真各部，从大明朝东北地方的一大隐患正在变成一种心腹大患。
在京师有极少数头脑还算清醒的官僚眼中，尹峰和努尔哈赤一南一北，一个在东南沿海、一个在东北黑土地上，都是大明朝潜在的威胁。但是这样的清醒人实在太少，绝大多数官僚阶层依旧是党争不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虽然谁都以国事为名，实际上谁都没有关心过一下真正的“国事”。没有人把努酋和尹峰当做什么心腹大患，“立太子”、“福王之国”等才是大事，在他们眼中皇帝家事比军国大事、世界大势重要的多。
相比起来，朝廷中的比较迂腐的清流阶层大多还是把尹峰的中华公司看做海盗，认为所谓的“开海裕国，通商利民”口号，纯属是在蛊‘惑’人心、危害社会稳定。
这个时代中国内地市场的粗放式开发已经接近基本完成，人民生齿日繁，在人口与土地的矛盾特别是在福建等沿海地区日渐突出的形势下，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和解决人口吃饭问题的出路转移到海上，不失为是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较好办法。当然，在传统中国文化范围内，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国家经济战略重心的转移和经济体制近代转型的启动。发展外向型经济必然导致自然经济的转型和小农生产形式的破坏，这是当时主流儒家理念和理学思想所无法容忍的。因此，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大多数朝廷官僚，无论是否是真心信仰儒家理学观念，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做的，也不可能想到要如何做。
当时的统治者对‘私’人海外贸易的态度仍然是尽量控制并防范对自己不利的影响，而非如同当时的西方国家政fǔ那样予以大力支持和鼓励。明后期蓬勃开展的‘私’人海外贸易是在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情况下由民间独自向前推进的。从郑和船队灰飞烟灭开始，这就已经不是一支远洋船队的悲剧了，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明朝一开始就轻易地放弃了一次有可能突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重要契机，放弃了一次依靠民间经济力量控制东南亚贸易航线，从而重构中国东南海疆国防线、开拓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地域空间、扩大中国在亚太地区区域影响力的天赐良机，这是十分遗憾的。
尹峰已经感到自己的身上的担子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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