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廷对于火器确实“重视”，朝廷明文规定，火器是只能由朝廷在京师统一制造、发放使用，战事结束还得统计登记上缴，地方部队是不允许自己生产制造火器的。直到嘉靖年间，由于战事的需要，加上运输的困难，地方有司和边关要塞、卫所，经过朝廷特许，可以就地制造一些火器，如铜将军神铳、连珠佛郎机炮、毒火飞炮等。
广东副总兵金齐家现在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整个广东，能够制造火器的工匠少之又少，而向朝廷要求制造和应用火器，那公文来往和官僚扯皮的时间加上去，估计等到向朝廷要求的大炮生了锈，才能有可能运到广州。
袁进、李忠秘密地从澳‘门’葡萄牙人聘请来了造船匠，然后凭借他们两人在荷兰造船厂看到学到的经验，成功地在尖沙头、珠江口两地造出了四艘西洋式夹板船，两舷都开有40个炮窗。
本来军舰造好了就该下水试航，装备武器进行‘操’练。可是，明朝军队体制完全不适应产生和推广新武器新装备。整个官僚体制的保守和守旧特Xing就决定了这四艘战舰的命运。
秘密制造新式战舰是袁进、李忠投降后，多次上书朝廷的结果。首辅方从哲对于出兵征讨台湾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他虽然无决断能力不能干大事，但是却是个明白人，知道朝廷军队在海上作战方面很差。他看到袁进、李忠的奏折，以为抓到了救命稻草，下令广东方面将本年度田赋扣下三万两白银，用作造舰费用。方从哲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以为造出战舰就能打仗了，丝毫没考虑什么武器配备、人员安排、作战训练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而且，这三万两银子被层层盘剥之后，落到船厂时已经只剩下一半不到了。最后，袁进、李忠发扬了山寨‘精’神，在战舰的一些关键部位不得不舍弃金属构件而用木制架构代替，资金材料方面省了又省……
但是，袁进、李忠虽然在三个月内造好了四艘夹板船，不过却只能在船厂码头附近游弋，没法出海训练。
但是，他们偷偷‘摸’‘摸’造出战舰的事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就在泉州城陷的第二天，万历四十四年的最后一天，麦大海带领飞龙号主力战舰、第四战船队二十艘三桅炮舰以及澳‘门’、珠江口数万疍民、渔民组织的辅助船队足足有上百艘渔船和小帆船，铺天盖地地出现在珠江口。
公司商情部、中华军军情部澳‘门’主管余安福站立在飞龙号船头，意气风发地指着前方对麦大海说道：“麦大哥，那四艘官军的战舰，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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