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药’料，制成火‘药’，一个桶每个小时可制14斤至10斤千克火‘药’成品，尔后将其摊放在湿布上，挤压成火‘药’饼，再切成‘药’粒，供枪炮使用。后世采用蒸汽机推动的碾磨法，尹峰暂时还没办法搞出来，但是仅仅靠排式捣碾法、转桶捣碾法，中华军的火‘药’生产量就已经非常可观了，**急水溪上的军火工场安装了六十个大桶，每天从早到晚连轴转干活，一所工场一天内可生产一万六千多斤上好的颗粒火‘药’，而这样的工场中华公司**辖区内有六个。仅仅**一地的一个月的火‘药’产量，就已经超过了大明王朝全年的火‘药’生产量。
明朝的火‘药’、火器不是全年生产的，是在每年的‘春’季择吉日开始生产、冬季停止，每次开工前还要拜祭火神，祈求火‘药’厂内不要出事。
在中华军的体系中，新成立的**镇守府处在尴尬地位；大部分行政权还掌握在公司手中，镇守府接受的是各个移民村、土著部落村社、屯田农庄以及各家大地主的大庄园等中华体系下的基层社会机构的征税、治安、民政等工作。那些镇守府派驻各村公所、土著联络官、屯田事务所等基层政权管理机构的文职官员中，大多数是从大陆来到中华公司辖区的落第秀才、老童生以及科举不第者，小部分是刚刚从中华体系内的政治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中难免有些人抱怨：公司把最费时费事、吃力不讨好的基层组织工作留给了镇守府文官，而继续把持着港口贸易税管理、农庄开拓、工场、殖民地开拓等事业。
在中华公司发动战争后，整个中华公司体系立刻高效运转起来。公司从上到下一杆子捅到社会最基层的政治组织体制很快发挥了作用；中华军辖区的商人、大地主、矿主、工厂主都在中华公司规章制度下被有效管理着，如今这些中间阶层也能很有效地为公司战备体制提供帮助；而且借助公司完善的财务制度和供应体系，以及十多年贸易的收入积蓄，中华军在军费上毫无压力，资金充足。
这一切都来源于中华公司的独特体制，使得公司迅速在开战后进入全面军事化，能够由中央机构统筹全局，而明朝由于没有一个动员全国、全民的战争财政机制，没有调动一切有利的战争资源，内战一开始就处在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尹峰看来，不能统筹全局，不能以财政的方式动员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生产和贸易再发达也毫无用处。从这个角度说，确实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欧洲不一样。
尹峰在泉州待了几天，整天忙于接待父老乡亲、官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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