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南迁。同时还建议留太子在京师。万历皇帝犹豫不决、未置可否，他在大内深宫待了几十年，足不出皇宫，不想离开。他也指望着勤王大军能够及时赶来，挽救危局。
但是一大帮言官却跳了出来，抨击说内阁几位大学士“贪生怕死，怂恿天子弃祖宗陵寝与不顾，乃是‘奸’臣无疑！
也有大臣唯恐皇帝南迁时留下自己辅佐太子守京师,变成替死鬼,即使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也说不定也由于自己曾经主张南迁而替人受过。于是大臣们一个个唯唯诺诺,不置可否。一部分廷臣如左都御史李邦华,则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不可以西狩或南迁。况且南都也已失守，南迁恐怕也不安全。于是，放着城外虎视眈眈的中华军不管，朝廷诸大臣又开始分立党派，互相攻击“君子小人”、“‘奸’臣佞臣”，又一轮争吵开始。
万历皇帝这几十年来已经‘洞’悉文官阶层的老‘毛’病，但是他并非有为之主、无力也无心彻底改革政治。在这个当口，朝臣们又开始争吵不休，使他对朝廷大臣失望已极。一日，他召集诸大臣商议迁都之事，又有人提议派太子去凤阳或者洛阳监军，几名言官则攻击此人“居心不良”—明朝后期的言官已经成了政治党争的先锋官，沽名卖直的伪君子，为了能“青史留名”，不切实际、罔顾事实地上纲上线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万历皇帝心里大怒，拍了拍御座扶手，大声道：“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联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汪总督等失事诸臣?且联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如何?如祖宗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全力辅佐之力，或者不至于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已决!”
方从哲一听此言，大为失望，赶紧出来劝说道：“陛下为社稷黎民着想，请遣太子殿下去凤阳监军，以图剿寇大计！”
万历皇帝在宝座上嘿嘿冷笑道:“诸大臣在此地辅佐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诸位大臣共思破敌之策，此外不必再言。”说完，万历皇帝拂袖而去。
朝廷诸公面面相觑，各自从对方眼神中看出了绝望、失望或者希望之光。
当然，这些天朝廷在军事上也并非毫无计划，兵部的求救急报那也是一天几十份地飞往各地，要求九边边兵、陕西、四川、河南、山东、湖广各地立即派出勤王兵来京师守城。
朝廷这么一搞，本来向湖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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