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鞍山，日头已经有些毒辣了，晒得路边的野草都蔫头耷脑的。
蒋凡走得并不快，脑子里翻来覆去盘算的，全是刚才在车间里当众宣布的那套制度。
说实话，他此刻表面上看着稳如泰山，心里却还是有几分打鼓的。
自己说的那套管理思路放在后世，那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成熟经验，有着扎实的群众基础和生命力。
可问题是，现在是1949年。
刚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工人们，脑子能这么快转过弯来接受吗？
那些习惯了当工头、当小组长吃回扣的人，会不会在暗地里使绊子？
最关键的是何厂长那边。
自己还没正式往上打报告审批呢，就直接在车间里先把改革的大旗给扯起来了。
这事儿要是搁在军队里，那就叫“先斩后奏”，搞不好是要挨处分的。
可是，蒋凡又转念一想：如果自己明明知道哪条路更好，却因为怕这怕那、瞻前顾后，最后眼睁睁看着厂子照搬一套外来管理模式，走上效率下降、积极性受挫的弯路，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
他比谁都清楚，在建国初期，咱们国家的工业底子太薄，除了少量从老工业基地传承下来的产业工人，大多数工厂管理经验近乎空白。
而当时可以参考的现成模板确实不多，苏联那套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在短期内确实能快速恢复秩序、重建生产链条。
但问题是，中国工厂的土壤，和苏联不尽相同。
苏联的产业工人队伍，相当一部分是从旧体制下的农奴制残余中直接转过来的，长期习惯于层级分明的指令体系。
而中国工人，尤其是东北这一代的产业工人，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残酷土壤里摸爬滚打长出来的。
他们经历过日本人的皮鞭，经历过国民党时期市场的混乱与欺诈。
他们的骨子里既有顺从的一面，更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倔强和韧性。
他们对工厂有感情，对机器有手感，对技术有琢磨劲儿。
所以，蒋凡宁愿顶着风险先试一步，也不愿什么都不做。
至少自己眼下只是在这个轧钢厂里开一个小小的试点。
就算真出了什么岔子，影响范围也是可控的。
工人们要是不配合，那就慢慢做思想工作，厂长要是不认同，那就拿实际成果说话。
蒋凡在心里暗暗捏紧了拳头。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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