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背后都是一条被压在水面下的脊梁，有些已经弯得太久，甚至自己都忘了还能伸直。张不言没有午休，坐在条案后面就着赵大虎端来的一碗凉粥，一边喝一边翻看那些状纸。粥已经凉了，米粒泡得发胀，但他没有在意，一碗粥喝完了，状纸也刚好翻完。他放下碗，提起笔，开始在每一份状纸的背面做标记——哪些需要调地契来查，哪些需要找当年的经手人证，哪些需要实地丈量。
第三天、第四天，状纸继续增加。到第四天傍晚，总数已经超过了一百份。刘家的地契大部分是合法的，但那些合法地契背后的流向像一条隐蔽的河，河面上漂着文书和印鉴，河底却沉积着地契和补偿金之间那道被抹平的差额。周家的手段更隐蔽一些，他们不直接强占，而是通过高利贷让农户欠债，再以地抵债。而那些连地都没有的人，被以“非法占地”或“流民滋事”的名义抓进牢里，再以劳役折抵“罚款”。那些被关进去的人里，有的至今还在某个采石场里凿石头，有的已经不知道埋在哪里了。
第五天下午，张不言传了第一批证人上堂。他用的是正堂——府衙里那间最正式的公堂，匾额上写着“明镜高悬”四个字。他坐在正中，面前铺着一百多份状纸和一堆地契、账册。第一批被传唤的是周家的管家，一个穿着绸袍的中年人，进门时还端着步子，像是来赴宴的，在看到堂上那堆状纸时脚步才微微顿了一下，像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砖。他站在堂下，面前放着一叠从周家账房里抄来的旧账册，封面上落了一层灰，在灯光下反着细碎的浮光。张不言没有多问，只是翻了几页，对着其中一笔流水，问他这笔是什么。管家的目光落在那一行数字上，停了片刻，说“记不清了”，又说“大概是修缮费”。张不言翻开另一份状纸，把上面的地名念了一遍，又把账册上对应的条目指给他看。管家没有再开口，他把目光从账册上移开，垂在身侧的手几不可见地攥了一下衣角，又松开了。
第三天，传唤了刘家的二管事。第四天，传唤了几个当年经手过土地丈量的书吏。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但有几个关键的地块，在几份卷宗里出现了同一个名字，像一根被反复对折的细铁丝，每一次对折都在同一个位置留下一道浅浅的凹痕，最终被磨得发亮。张不言没有当场定案，但他合上卷宗之后，说了一句让堂下所有人都能听到的话：“这几桩案子，已经查清楚了。”当天傍晚，赵大虎带着人，把涉案的几个豪绅和府衙中与之勾结的官员全部拿下。消息传得很快，像水渗进干裂的泥地，无声无息，但每一道裂缝都被填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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