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他们，不来找你吗。”
何斌张了张嘴。
方牧替他答了。
“因为记者不能当证据。”方牧说，“你写的东西，在法庭上一分钱不值。”
何斌的脸红了一下。
他不是生气，他是着急。
“方先生，”他说，“我不是来当证据的。我是来把这个事讲出去的。”
“讲给谁。”
“讲给所有人。”何斌说，“润丰六百多个人，现在只剩三十几个。厂里的设备一台一台卖掉，卖掉的价钱比废铁高不了多少。这个事现在没人写，等清算完了，就没人知道了。”
“所以你要现在写。”
“对。”
方牧摇了摇头。
“不能写。”
“为什么。”
“三个理由。”方牧伸出三根手指。
“您说。”
“第一。”方牧说，“你现在发出去，等于替对手报时。”
何斌愣了一下。
“什么报时。”
“他们现在不知道我们走到哪一步。”方牧说，“你一发，他们全知道了。”
“第二呢。”
“第二，”方牧说，“我们知道的东西，现在大部分还在纸上。纸在厂里，在档案室，在银行的底稿里。你一发，那些纸就会没。”
“他们会烧？”
“他们不会烧。”方牧说，“他们会补。补一份新的，日期往前写。补完了，那份纸就比我们的老。”
何斌没说话。
“第三。”方牧说。
“您说。”
“第三，”方牧说，“你写的是人。”
何斌抬起头。
“什么？”
“你这篇稿子，你总要写名字。”方牧说，“沈文华、吴建国、周师傅。你把名字写出去，明天就有三个人分别去找他们。找他们的不是记者，是律师，是讨债的，是‘关心他们的好心人’。”
方牧顿了一下。
“纸不会疼。”他说，“人会。”
何斌站在弄堂里，手里的文件袋捏得发皱。
他年轻，他不服。
他憋了半天，说了一句：
“方先生，那按您这么说，什么时候都不能写。”
“不是不能写。”方牧说，“是现在不能写。”
“那什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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