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因为博尧那盆花是我浇的。”他说。
方牧没听懂。
“八年前他死那天早上，”老周说，“我从这道门口把他抬出去的。抬出去的时候他脸朝上，眼睛闭着。我那年五十二，我抬得动。”
他停了一下。
“我抬得动，可我一句话没敢说。”
老周把手放在登记簿上。
他的手很粗，指关节都变形了，是三十七年钳工留下的。
“我不是怕。”他说，“我要是怕，我这三十七年就白干了。”
“那是什么。”
“是我儿子。”老周说。
方牧等着。
“我儿子在成都。”老周说，“三十四岁，在一家物流公司开车。他媳妇是成都人，孩子今年上二年级。”
他顿了顿。
“他三年没回来过年了。”
“为什么。”
“因为我。”老周说，“我跟他妈说过一句——我说，你要是回来，就别走了，我给你在厂里安排个活。厂里那时候还能安排。”
“他说什么。”
“他说爸，我不回来。”老周说，“他说他回来干什么，回来让我给他安排个活，然后我们俩一起在厂里耗着，耗到六十岁，然后他再给他儿子安排一个。”
老周笑了一下。
“他说得对。”
他把登记簿合上。
“我要是当年说了那句话，”他说，“厂里不会让我好看。我倒无所谓，我这把年纪，大不了提前退。可我儿子——我儿子在成都已经买房了，贷款还有二十二年。他要是知道他爸在厂里惹了事，他得回来。”
“他一回来，”老周说，“这二十二年就压在他头上了。”
方牧走出传达室的时候是八点。
他走了几步，回头。
老周已经坐回窗里头了，本子摊开，笔拿在手上。
“周师傅。”
“嗯。”
“那盆薄荷，”方牧说，“您浇了几年了。”
老周没抬头。
“八年。”他说。
那天上午，老周登记了三十一个人。
下午三点，他做了一件八年来没做过的事。
他把墙上那块木板摘下来，用抹布把照片擦了一遍——不是擦灰，是擦那层黄。
擦不掉。
擦完他把板挂回去，站在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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