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知道能打什么。”方牧说，“我想先知道，能不能打。”
赵律师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
“那我告诉你。”他说。
“您说。”
“第一条。”赵律师说，“工伤认定。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单位三十天内申请；单位不申请的，职工或者近亲属一年内申请。”
“一年。”
“一年。”赵律师说，“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号，到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九号。过期八年。”
方牧没说话。
“第二条。”赵律师说，“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是三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那天起算。也过了。”
“第三条呢。”
“第三条，”赵律师说，“是刑事。这个事当年定性是生产安全事故，不是刑事案件。你要把它翻成刑事案件，要么公安重新立案，要么检察机关监督。律师做不了这个。”
他把三根手指收回去。
“所以，”他说，“这案子我打不了。”
方牧坐在那儿。
他没着急。
他把手放在桌上，慢慢地问了一句：
“赵律师。”
“嗯。”
“那这个案子，”他说，“八年前您接不接。”
赵律师的手停住了。
他伸手去拿茶杯。
茶杯是搪瓷的，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字掉了一半。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
茶凉了。
他把杯子放下。
“方先生。”他说。
“嗯。”
“你这些材料，”他说，“是从哪儿来的。”
“一部分是家属给的，一部分是公开渠道调的，一部分是有人愿意拿出来。”
“有人愿意拿出来。”赵律师重复了一遍。
“是。”
“那个人是谁。”
方牧没答。
赵律师也没追问。
他把那摞材料往中间拢了拢。
“我不问你这个。”他说，“我问你一句别的。”
“您问。”
“要是最后，”赵律师说，“这些材料没有一样能用，你怎么办。”
方牧看着他。
“那我就从头再来。”
“再来一次是八年。”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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