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牧把塑料袋拿出来，放在桌上。
然后他把从盆里解下来的那根线，放在它旁边。
两根线。
一根两厘米，一根十几厘米。
一样的颜色。
一样的捻度。
文嫂从厨房出来，站在门口看。
“这不是一样的吗。”她说。
“是一样的。”方牧说。
“那有什么不一样。”
方牧看着那两根线。
“这一根，”他指着短的那一根，“是他八年前寄给我的。”
“我知道。”
“寄给我的时候，”方牧说，“是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之前。”
文嫂没听懂。
方牧抬起头。
“文嫂，”他说，“他寄给我的这根线，是从他自己工装上拆下来的。”
“是。”
“也就是说，”方牧说，“在他寄出这根线的时候，他自己，从他自己穿的那件工装上，扯下了一根线。”
屋里静下来。
文嫂站在门口。
她慢慢明白了。
“他那时候，”她说，“就在准备了。”
方牧点了点头。
“他在准备了。”他说。
他把两根线并排放在桌上。
一根是八年前寄到纽约的。
一根是从一个饭盆里解下来的。
“文嫂。”他说。
“嗯。”
“这个盆，”他说，“我能借吗。”
文嫂没说话。
她站在门口，两只手在围裙上擦。
“借多久。”她说。
“我不知道。”
文嫂没再问。
她转身走进阳台。
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个塑料杯回来。
是一次性杯子，洗过好几次了，杯口有点变形。
她走到窗台前。
她蹲下来，从盆边拿了一把勺子。
她开始挖。
她挖得很慢。
先把盆边的土一点一点松开，再用手把薄荷整团托出来。
土散了一点，落在报纸上。
方牧要帮忙，她摆了摆手。
“别动。”她说，“根断了就活不了。”
她把薄荷放进塑料杯。
又抓了两把土，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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