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功宴后的第五天，平政墟保安团的军官会议室里，气氛有些异样。
这是一间祠堂的偏厅，面积不大，一张长桌占了大部分空间，桌上铺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墙上挂着一幅关公像，画像两侧的对联写着“义薄云天”“忠贯日月”。窗户开得很小，光线昏暗，即便是白天也需要点灯。此刻，一盏煤油灯放在桌子中央，橘黄色的火焰在微风中摇曳，在墙上投下晃动的人影。
参加会议的人不多，除了刘德彪，还有三位哨长和两位副哨长，加上陈树声，一共七个人。按照惯例，这样的军官会议每月召开两次，讨论保安团的日常事务。但今天这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事先没有任何风声，这让在座的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刘德彪坐在主位上，面前放着一杯茶，茶水已经凉了，他却一口没喝。他的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最后落在了陈树声身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移开了。
陈树声坐在长桌的另一端，位置离刘德彪最远。这是新晋军官的惯例——资历最浅的人坐在离团长最远的地方。他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坐姿端正，表情平静，看不出任何情绪的波动。但他的眼睛一直在观察——观察刘德彪的神态，观察其他人的反应，观察空气中那股若有若无的紧张感。
这几天的经历，让他对保安团内部的人际关系有了更深的了解。庆功宴上的荣耀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微妙的疏离感。有人对他更加恭敬，见面时主动打招呼，语气中带着几分讨好的意味；有人对他敬而远之，看到他走过来就绕道走，仿佛他身上带着什么传染病；还有人在背后说闲话，那些话通过阿贵和张大山传到他的耳朵里，无非是说他“运气好”“走了狗屎运”之类的酸话。
对于这些，陈树声都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刘德彪的态度变化。自从庆功宴之后，刘德彪就没有单独召见过他，也没有给他分配任何具体的任务。他每天按时到岗，处理一些日常文书工作，巡查驻地，和士兵们聊聊天，日子过得清闲而无聊。但这种清闲让他感到不安——在军队中，清闲往往意味着被边缘化。
“人都到齐了。”刘德彪清了清嗓子，打破了沉默，“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件事要宣布。”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刘德彪身上。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透了，他皱了皱眉，放下杯子，继续说：“上次夜袭黑风寨，我们保安团立了大功，县令周文彬大人亲自写了表彰信，还赏了五百两银子。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众人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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