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用长竹竿打枣，晒干了分送给街坊们。
这些人就这样在槐树巷住了下来，没有刻意聚拢，也没有刻意散去，只是在各自的位置上安静地老去。而槐树巷的那棵老槐树，一年比一年粗，一年比一年高，树冠铺展开来遮住大半个巷子的天空，像一把撑开了就不打算收拢的伞。
时间在他们的安静中悄然流过。宣德、正统、景泰——年号换了几次，城外的麦子收了又种、种了又收。北京城的城墙在那些年里又加高了一截，街市上的铺面换了好几茬主人。槐树巷的石板路被行人的脚步磨得越来越光滑，雨天走上去能照见人的影子。济世堂的门口总是扫得干干净净，屋檐下挂着的干药草一年一换，新的覆盖旧的，旧的落入泥土，化成下一茬草木的养分。
然后，正统十四年的秋天来了。
那一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早。八月还没过完，槐树巷的槐树叶子就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在青石板路面上铺了厚厚一层金黄。空气里提前渗透进了一股干冷的意味，像是有场更漫长的冬天正蹲在北方的山脊后面，等待着一场暴风雪的合适入口。
沈砚那天午后坐在诊案前，翻着一本从南方寄来的旧书。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在午后的光线下泛着银白的色泽，身形比年轻时清瘦了不少，但腰背依然挺直。穿着的青布道袍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他在阅读时偶尔会把书放低一些，把目光移向窗外那棵老槐树，看几眼再继续翻下去。
他今年八十三岁了。
那一年，黄甫五十一岁。他也已经是个中年人，下颌蓄了一副整齐的短须，说话时声音沉稳，诊脉时手指稳定如初。济世堂的日常大多由他主持。钱永安四十六岁，陆远四十四岁，都各自有了家室和儿女，但每天仍然会到医馆来。赵崇真比沈砚小几岁，头发也白了，但精神尚好。苏道士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在城西那间院子里，坐在老枣树底下，手里还攥着一片刚摘下来的枣叶。
沈砚听到那个消息时没有说什么，只是一个人走到后院那棵老槐树底下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诊堂，继续翻那本旧书。
傍晚的时候，郑院判来了。
他已经不再是“院判“了。他在宣德年间升任太医院院使，又在前几年告老致仕。七十多岁的人，走起路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快，但依然习惯来槐树巷坐坐。他今天来得比往常晚，暮色已经从屋檐上漫下来了。他在诊案前坐下，沈砚给他倒了茶，他接过去喝了一口。
“先生，北边出事了。“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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