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进铁匣里。
嘉靖二年春天，北京城的方士势力进一步扩大。这一次不仅仅是街市上的摊贩和城门口的幡旗了，越来越多自称“真人”“道长”的人开始在城中修建道观。城东新开了一座宏大的道观，占地极广，殿宇巍峨，门前的石牌坊上刻着“护国佑民”四个字。据说是由一位深受皇帝宠信的道士主持修建的。黄甫在路过那处道观时放慢了脚步，站在街对面看了看那座正在兴建中的大殿，殿宇的轮廓在午后的日光下显得庄严肃穆。他没有走近，在街对面站了片刻，然后转身沿着街市走回了槐树巷。
嘉靖三年的冬天，黄甫开始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来济世堂求诊的病人中，开始有人服用了那些道观售卖的丹药之后出现了中毒的症状。最初是一个中年人，面色青灰、嘴唇干裂、脉搏细数。他的家人说他在城南的道观买了一包“清心丹”吃了十几天。黄甫给他诊了脉，开了方子，让他停药。但到了嘉靖四年的春天，这类病例越来越多了。黄甫在继录中写道：“嘉靖四年春，因丹药致疾者日渐增多，多为朱砂、雄黄、铅粉过量所累。服丹者初觉精神振奋，续服则面色晦暗、手足发麻、甚则呕血。予拟一方以解丹毒，以绿豆、甘草、金银花为底，佐以利尿之品，服之可缓。然此法治标不治本，根本之患在于丹药流通之渠道未绝。”
嘉靖五年，赵崇真向黄甫提出他要进一趟宫。他说他在城南那座道观外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注意到那位受宠的道士的手法和他早年见过的某些邪术有相似之处。黄甫没有拦他：“你要小心。那些人身居高位，不是你能轻易撼动的。”赵崇真点了点头：“我只是去看一眼。如果他的手法真的和当年那些邪术同源，我就退回来从长计议。”
嘉靖五年的秋天，赵崇真回来之后，在他那间小屋里沉默了很久。他没有细说他在道观中看到了什么，只在黄甫问起时简短地说了一句：“他的手法和赵道士当年在金陵用的，源头是同一脉。但赵道士只用在一个人身上，他用在很多人身上。”黄甫没有追问。他看着赵崇真那张在烛火映照下微微泛白的脸，低头把炉火又添了一根柴。
嘉靖六年，黄甫在继录中写道：“嘉靖六年夏。城中方士更盛，道观林立。自嘉靖元年以来，新增道观不下十余处，城中百姓服丹者日众。余虽非禁丹之官，但医者见人因丹药而病者日增，不能不记。济世堂仍以医药济人，不收丹、不卖符、不问鬼神。此乃沈先生当年所立之规矩，余不敢废。”
嘉靖七年的冬天，北京城下了一场大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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