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了之后，黄甫推开门时，看见门口的积雪上放着一只粗陶碗，碗里装着几枚干透的梨干。旁边没有纸条，没有署名，碗沿微微发凉，像是放了有一阵子了。黄甫弯腰端起那只碗，在晨光里站了片刻，然后转身回了灶间，把梨干收进了灶台角落的粗陶盆里。
嘉靖八年，赵崇真开始在济世堂的后院整理那些从莫洛处带回来的石片和纹路记录。他坐在后院的矮凳上，把那些石片按照顺序摆在院子里晾着。有一天，他把其中一块石片拿给黄甫看：“这块石片上的纹路和永定河底石板的纹路一致，但年份更早，像是源头。”黄甫接过石片看了看，上面的纹路他看不太懂，但他能感受到那种跨越了漫长岁月之后沉淀下来的重量。“那些石片和纹路记录的到底是什么？”赵崇真沉默了一会儿：“它们记录的是一套水脉引导之法，是廖将军留下的东西。当年沈先生在北京城的地下找到了它的总图，莫洛在赣南找到了它的碎片，我在福建沿海找到了它的拓片。现在这些东西终于聚齐了。”
嘉靖九年春天，黄甫收到了泉州医所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泉州医所近年开始收治因服用各类丹药而致病的患者，症状与北京济世堂描述的相似。他们已经整理了十几例完整的病例记录，准备和北京济世堂的病例进行对照研究。黄甫把信折好放进书匣里，在继录中写道：“丹药之害已不止北京一城。泉州、广州等地均有因服丹致病者上报。此病已非一地一人之事，而呈蔓延之势。”
嘉靖十年，黄甫七十三岁。他的腰背开始有些佝偻了，走路时需要扶一下桌案或门框。但他的手仍然能稳稳地写字，他的目光仍然能看清药方上细小的字迹。钱永安的儿子已经能够独立处理大部分常见病症了，陆远教出的新徒弟也开始在诊堂里帮忙。济世堂的三代人正在交替，黄甫坐在诊案后面翻那卷旧书的时候，偶尔会听见有人在诊堂里叫他“黄先生”，有时候是病人，有时候是钱永安的儿子，有时候是赵安从宣府寄来的信。那个称呼还在，只是喊它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嘉靖十一年秋天，赵安从宣府寄来了最后一批梨干。梨干的布袋上附了一张纸条：“黄先生，我已经七十岁了。梨园的树还在，但我已经搬不动梯子了。这批梨干是今年最后一批了。”黄甫把纸条折好，和那批梨干一起收进了书匣里。
嘉靖十二年冬天，赵崇真在后院里将那幅完整的石板拓印收进了木匣里，把木匣封好，放在墙角。他没有再翻动过那些石片，只是偶尔坐在灶间的门槛上看着窗台上的石头，一看就是小半个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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