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北京城的街市上已经看不出战乱留下的痕迹了。人们照常买卖，照常生活，照常生老病死。继录者坐在济世堂的诊案后面，依然开着方子，有时药柜里缺药，他就用本地能找到的野草代替，那些来找他的人依然叫他“先生”。他在灶间把最后几味存药按照剂量分好，搁在干燥的纸包里。
顺治四年，一位老人走进了济世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袍，面容清瘦，拄着一根竹杖。他在诊案前坐下，说了一句：“先生，老朽是从金陵来的。从前住在柳叶巷。那间医馆早就关了，但槐树还在。”继录者给他倒了一碗热茶：“柳叶巷的槐树，还在吗？”老人点了点头：“还在。比从前粗了一圈。”
顺治五年秋天，继录者在院子里坐着，身后诊堂的门半敞着。他听见李青在灶间里和钱永安的儿子说话，声音隔着一道墙传过来，听不清内容，但他认得那种语气。他坐在那里，手里没有拿书。那年秋天的风比往年暖和，院子里的青苔比往年绿得更久。那棵老槐树正在长叶子，深绿色的树冠在巷口撑开了一片阴凉。
顺治六年，继录者八十五岁。他的头发全白了，背弯得更加明显。但他仍然坐在诊案后面，李青站在他旁边。有一天，他让李青把铁匣从药柜顶层取下来。铁匣很旧了，但还完整。继录者把铁匣在膝盖上放了一会儿，没有打开它：“等我不在了，这只铁匣里的东西，你来决定怎么处理。可以打开看，也可以不打开看。可以留着，也可以烧掉。你决定就好。”李青站在桌案旁边，看着那只铁匣：“先生，我会留着它。”
顺治七年春天，继录者在院子里走着，那棵老槐树的树冠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儿，抬头看着那些密密匝匝的新叶。李青站在灶间门口看着他的背影。院子里很安静，继录者站在树影里，日光从枝叶间漏下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和微微佝偻的肩背上。他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没有说什么话，然后转身朝灶间走去。
那年冬天，继录者在睡梦中走了。李青在第二天早晨发现他的时候，他靠在窗边，面朝着院子的方向。窗台上那盆干枯的植物还在，外面的槐树已经落尽了叶子，光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李青在榻边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出了门，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又沿着槐树巷走了一趟，在巷口的槐树底下站定，最后回到了济世堂的诊堂里。他在诊案前坐下来，伸手碰了碰桌案上那两册书和那卷继录的封面，然后打开药柜顶层，把那只铁匣取出来，放在桌案上。
槐树巷的春天在顺治八年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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