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案后面，没有回答。
当天晚上，黄甫在继录中写道：“正德三年秋，城东‘长春堂’道士来访，携朱砂雄黄所制丹丸，欲与医馆合作。余拒之。其人临去言‘世道在变，能守多久’。余未答。既已接替先生之位，便是要守着这间医馆一直守下去。”
正德四年春天，北京城的方士活动变得更加公开了。有人在街市上公开设坛做法，用黄纸符和铜剑演示“驱邪”，围观者拍手叫好。有人在茶馆里摆摊算卦，声称能预知未来祸福。有人在城门口张贴告示，说能替人“改命换运”。黄甫注意到，来济世堂看病的病人中，偶尔会有人提到自己去过那些道观或摊子。他们的话语中带着疑惑和不安，但那些不安往往夹着一些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察觉的松动，像是被悄然撬开了一道缝隙，不知道该如何合拢。
有一天，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坐在诊案前，絮絮叨叨地说着：“黄先生，我前两天去城南那间清虚观求了一道符，贴在家里了。观主说能保平安。”黄甫正在给她写方子，手里的笔没有停：“那道符有效吗？”老妇人想了想：“不知道有没有效，但贴上去之后，心里确实踏实了一些。”黄甫把方子递给她：“老人家，心里踏实是好事。但你的腿疼需要吃药调理，不是符能解决的。”
正德四年五月，黄甫收到了一封从福建沿海寄来的信。信封是赵崇真的笔迹，字迹比前几年更加工整了，像是在长期独居的生活中慢慢磨练出来的沉稳。信中说，他在福建沿海的一处山坡上发现了一幅保存完好的石刻，内容与北京城地下的那卷帛书中的水脉总图有相似之处。他在信末写道：“我打算在那处山坡上多住一段时间。那些石刻的纹路比我之前见过的任何一幅都更加清晰，像是在等待着有人来读懂它们。”黄甫把信折好放进书匣里。
正德五年冬天，北京城下了一场大雪。黄甫站在诊堂门口，看着雪花从灰白的天空中飘落，无声地覆盖着槐树巷的屋顶和院墙。他注意到远处城楼上新增了一面旗帜，像是某位道士被召入了宫中。没过多久，北京城的街巷间便有传言散开，说那位道人能以符水治病，祈雨退敌，样样灵验。黄甫没有去验证那些传言的虚实。他只是关上了诊堂的门，把炭火烧得更旺了一些，在灯下继续翻看那卷旧书，一页一页地翻着。
正德六年，赵安从宣府寄来了一坛梨酒。酒坛不大，用粗陶烧制，封口处扎着红布，布上写着一个“赵”字。黄甫在腊月的一个傍晚打开了那坛酒，倒了一小杯，酒液清亮透明，散发着一股清冽的果香。他端着那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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