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包在臂弯里拢了拢，踏着满地碎叶走回了槐树巷。
崇祯二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北风从蒙古高原上毫无遮拦地刮下来，槐树巷的槐树枝丫上挂满了冰凌，早上的寒气像细针一样扎在脸上。继录者那一年七十三岁了。李青和钱永安的下一代一起守着医馆，在他需要的时候递上干净的纱布或已经温好的药碗。
崇祯三年春天，北京城的街市上出现了一些新的人流——从陕西、山西逃难过来的百姓，拖家带口地往北京涌来。继录者在医馆门口支了一张长桌，在长桌上放了一壶艾草茶，路过的灾民可以自己倒一碗暖暖身子。没有人排队，但一壶茶常常不到一个时辰就见底了。
崇祯四年夏天，一位从陕西逃难来的老人在济世堂门口歇脚时，对继录者说了一句：“先生，我们那边闹饥荒了。先是旱灾，然后是蝗灾，地里什么也长不出来。人们把树皮都剥光了，后来连树皮也没有了。”继录者给他倒了一碗水。老人喝完水继续上路了，没有留下名字。
崇祯五年秋天，李青开始注意到一个现象——来济世堂求诊的病人中，因为极度虚弱和营养不良而患病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在桌案前坐下，伸出胳膊让把脉时，继录者也能从他们手腕上凹陷的筋脉和指节之间被磨平的纹路中看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
崇祯六年正月，继录者在继录中写道：“年越来越难过了。街市上卖春联的人少了很多。槐树巷的老槐树还站着。它好像比我们都更能扛。”
崇祯七年夏天，北京城又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干旱。继录者把院子里的水缸注满，在缸沿上放了一只空碗，墙外的过路人渴了可以自己舀一碗。那碗水往往放不到天黑就会被喝光。
崇祯八年春天，济世堂的药材储备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继录者在灯下重新核算了药柜，用笔把那些已经见底的药名一一标出来，在旁边注明“断货”二字。他在继录中写道：“药材越来越难买了。南方的商路不通，北方的产地也荒了。我在药柜前站了很久，把那些空抽屉逐一拉开又关上。”
崇祯九年秋，继录者再次把那只铁匣从药柜顶层取了下来。铁匣已经很久没有被人打开过了。继录者在灯下坐着，没有打开它，只是用手掌按着它。他想起沈砚先生从金陵搬到北京时带着这只铁匣，黄甫先生一生都没有打开过它，他自己也只是在年轻的时候打开过几次。他不知道这只铁匣还会被传多久，也不知道传到最后会落在谁手里。
同年冬天，李青在整理药柜时，在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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