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里侧碰到了那只看不见的铁匣。他没有把它拿下来，只是碰了碰它的边角，确认它还在那里。第二天早上他对继录者说：“先生，药柜顶层那只铁匣，还在。”继录者正在给一个病人写方子，没有抬头：“在就好。”李青没有再问。
崇祯十年春，北京城的街市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象——卖药的人多了起来。有人在街角支起小摊，卖着各种不知名的药丸和膏药，有的裹着旧纸，有的用粗布扎着。他们没有招牌，没有铺面，把药摆在路边，也不吆喝。继录者在城西药铺补货时，看见街对面有一个卖药的老汉坐在墙根下，面前的粗布上摆着几包药粉。他没有走过去。
崇祯十一年秋天，一位穿着旧道袍的老人走进了济世堂。他的道袍洗得发白，肩头补着一块颜色稍深的布。他在诊案前坐下来：“先生，贫道从终南山来。山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下来看看。”继录者给他倒了一碗茶。老人端着茶碗在暖意里坐了一会儿，把空碗放回桌上：“先生，贫道走了。”他拄着一根竹杖慢慢走了出去。继录者坐在诊案后面目送他沿着槐树巷走远。
崇祯十二年冬天，那位从终南山来的老道士走过之后的那个冬天，北京城的雪下得比往年更早，也更密。继录者推开诊堂的门时，看见槐树巷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院墙根下那丛秋菊的枯茎被压折了几根。他没有去扶它们，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拿扫帚把门口和通往巷口的路扫出一条窄窄的通道来。
崇祯十三年春天，陕西大旱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街市上的人们说起那场旱灾时，脸上的表情已经不再是震惊了，更多的是一种“又来了”的疲惫。继录者在继录中写道：“陕西大旱，饿殍遍野。街市上的人议论着这件事，但语气已经不再是震惊，更像是一种确认——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坏，而他们对此已经不再有意外。”
崇祯十四年春，瘟疫开始在北京城周边蔓延。继录者从街市上听到的消息越来越零碎，但拼凑起来已经足够让人心生不安。
崇祯十五年夏天，李青在诊案前对继录者说：“先生，城外村子里有人开始发烧、咳嗽，好几个人都是同样的症状。”继录者沉默了很久：“你说的是那种病——来了就不走了的那种？”李青点了点头。
崇祯十六年正月，济世堂的门口排起了队。继录者坐在诊案后面，一个接一个地看下去，写方子的手没有停过。他有时抬头看一眼窗外，视线越过排队的背影落在槐树光秃的枝丫上。药柜的抽屉在一天之内被拉开了无数次，他用手摸索着快要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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