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八年夏天，皇帝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的消息，已经不再是秘密了。继录者从街市上听到的传闻比往日更多，有人说皇帝已经连续数日不能进食，有人说太医院的医官日夜守候在寝殿外。他听完了那些传言，没有去验证它们的真伪。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济世堂收到了一份来自太医院的正式公函。公函的措辞客气而审慎，大意是说，太医院在处理因多年服丹导致的慢性中毒后遗症方面经验不足，希望能借阅济世堂的全部相关医案。继录者用了三天时间，把近四十年积累的丹药中毒医案重新整理了一遍，按照病症类型和用药过程逐项分类编排，装订成册，托人送回了太医院。
嘉靖三十九年春，皇帝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消息传到槐树巷时，继录者正在院子里翻晒新收的药材，他没有放下手里的活计。街市上的人议论着新君继位的事，继录者没有加入那些议论，把最后一筐药材摊开摆好，直起腰来在院子里站了片刻，然后转身回了诊堂。
同年五月，新帝登基，改元隆庆。诏令贴着，人们围在告示前面看着那些新鲜的墨迹，低声念着新年的名字。继录者从街市上经过时远远看了一眼那些人围成的半圈，没有停下来，拎着药材走回了槐树巷。
隆庆元年秋天，继录者在继录中写道：“隆庆元年秋，新君登基已逾一年。朝廷的政令比前些年清晰了一些，街市上谈论丹药的人已经很少了。”
隆庆二年正月，一位面色蜡黄的中年人走进了济世堂。那人穿着一件半旧的长衫，面容清瘦，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他在诊案前坐下后说：“先生，我是从江西来的。我们村里这几年收成不好，不少人染了病。村里的大夫说是‘时气不好’，开了药也不见效。”继录者让他诊了脉——脉细而弱，三部皆虚，像是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水土不适导致的慢性虚弱。他开了方子，又额外包了几包常用的补气药材，让那人带回村里备用。
隆庆二年夏天，继录者注意到北京城里的药价又涨了一些。他去城西药铺补货时，掌柜的抱怨说，南方几个产粮大县今年遭了水灾，药材的运输成本比去年翻了一倍。继录者拎着药包走回槐树巷时，看见路边有几个正在收拾行李的人，像是要搬走。他没有停下来问他们要去哪里，在巷口拐弯的时候，傍晚的光从屋檐上方斜切下来，把他回诊堂的路径拉长成一条深色的影廊。
隆庆三年春天，朝廷下了一道减免赋税的诏令。继录者是在街市上看到告示的。围在告示前面看的人不少，有人在低声议论着什么，继录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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